此差异，若内在于一民族之自身而言之，即为其历史文化之特殊性。
[93] 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中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41页，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42]西方社会的崛起，无疑因为它得到了宗教的支持，并与它的宗教生活交织在一起，而基督教所带来的，也恰恰是新信仰的力量。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对自由的追求却导致了对自由的背叛。[52] 康德：《实用人类学》，第2页，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它体现了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保护。一方面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一方面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79]所以，康德提示说：只有在信仰参与后，我们确实才有希望有一天以我们为配当幸福做努力的程度分享幸福。于是，自由终于站到了它之原意的对立面一边。事理底可能是通过事理之事之辩证地体现理念而可能。
[4]32、性命之理显于事，理外无事也。此为特殊性之精神表现的解析，此是形上地必然的。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2]463由于道德心灵不能一时全现，因此各民族之历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既不能一时全现，而各民族在其实践生活中又必有其观念之方向，是即必有其心德内容之凸出，故各民族之历史文化必有差异。
然考其实，彼只是英雄主义、直觉主义，只能了解自然生命之原始价值，而非真能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者。牟宗三强调认识历史，需要辩证直觉的具体解悟，既非感性形态的直觉主义，也非知性形态的理性主义，而是在感性和知性之上，主动理性的辩证融合，道德原则不只是停留在知性的了解中，而是在主动理性中为集团实践所曲折实现：吾人言辩证直觉之具体的解悟，既非感性型态的直觉主义，亦非知性型态的理性主义，而是依主动理性之辩证地实现其自己以为历史，而即辩证地通晓此中事理之事而还之也。
[2]7 历史哲学只以事理之事为对象，不以物理之物为对象，后者是科学的对象：所以历史哲学单只以事理之事为对象，而不以物理之物为对象。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以王夫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上而进行推进与反省，唐君毅认为牟宗三的《历史哲学》吾人既知此书求接契于王船山之论历史[2]442牟宗三认为，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所以可能的关键。而陈亮的英雄主义、直觉主义，只了解自然生命之原始价值，也未能引进历史判断：朱子是理性主义，对于历史只停在道德判断上，而不能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其理性本体只停在知性之抽象阶段中。理念就是他们活动底方向。
)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此理路即其法则性，此在各精神发展线上是相同的。这种事理之事不能用科学方法来处理。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两者之对比而融合之而皆与以承认。
[5]892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相为圜转而不可测者也。天下之务因乎物，物有其理矣。
)超越的理念之贯注于集团生命之活动中，即事理之事中，而被表现，方使事理之事有意义，有理。故唯辩证的判断始能如历史性的事理之事而鉴别之而不丧失其辩证之理中的作用或意义，此即是把历史引进来而不泯灭。
假若一时全现，则即不能有差异：所有的全是一，所有的空是一。同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诗广传》、《思问录》均揭示了在物质匮乏走向物质丰富的进程中，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心智日益开化拓展。而历史性的事理之事是在表现理念底活动之行程中出现的，因此它们的意义是在表现理念底作用上而被看出。但光只道德判断固足以抹杀历史，然就历史而言，无道德判断亦不行(道德在此不能是中立的)。对于历史而言，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缺一不可，既需要道德判断的理性主体性，又需要历史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对于历史，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无一可缺。这个光明面是理解历史、判断历史的一个标准。
唯是这个必然的真理既不同于逻辑上的推理式，亦不同于数学上的数目式，故并不是一定永定，一现全现，而是需要在现实发展中表现的，受现实历史阶段的限制的。即依此故，名辩证的鉴别曰历史判断。
而精神的表现是有理路的，在理路中表现，就是逐步客观化它自己。[2]6可见牟宗三的历史哲学深受王夫之的人性论与理势论的影响。
[11]288纯粹的道德判断，会抹杀大部分地历史，真正的历史无法引进来，因道德判断偏于理想，而现实的历史很少能符合严格的道德法则，如要引进历史必须在道德判断之外，加以历史判断：道德判断时对一个人的行为问它是否依当然之理而行，即对行为之动机作探究，看其是否依一无条件的命令而发动，而无条件的命令是发自自由意志(或良知)的。[3]601理与气不相离，而势因理成，不但因气……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
历史是由集团生命底行动而演成。感性型态的直觉主义与知性型态的理性主义固是直接地相对反也，然而皆不足以成就历史判断以引进历史。此便是各民族之历史文化之可融通性。若一旦物化而为物理之事，则它们便丧失其事理之事之身份，而事理亦不可言。
即是是荒淫、悖谬、愚蠢、乖戾之极者亦在辩证的事理中一幕一幕呈现其自己，消融其自己，转化其自己，皆得其所应得之报偿。然，虽无逻辑理由，而总必有一表现。
然实则这正是他们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书后》)但也与王夫之性命之理显于事，理外无事也[4]32、事以理成的思想一致，强调理对于事、势的范导作用和意义价值。
[1]305他认为王夫之与黑格尔一样都是杰出的历史哲学家，而其超强的具体解悟力、综合的心量、贯通的智慧、心性理气才情一起表现的思路，用来论述历史古今独步：他不是好的哲学家，但与黑格尔一样，同是好的历史哲学家。[9]586古之圣人治心之法，不倚于一事为万事之枢，不逐于一物而为万物之宰。
[2]464-465这与王夫之一本万殊思想也有其相似之处。牟宗三认为，对于历史和历史哲学而言，历史判断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道德判断就会抹杀历史，最好的方式是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结合：历史判断既非道德判断，亦非科学方法下之知识判断。而历史判断则足以真实化历史，使历史成为精神之表现与发展史，每一步历史事实皆因其在精神之表现与发展上有其曲折之价值而得真实化。历史不是漆黑一团，亦不是自然对象。
若只是如此了解而成人纸，如所谓承认既成事实者，则只成经验主义的知识判断，而非所谓历史判断。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两者之对比而融和之而皆与以承认。
此只有在客观实践中，通过存在的证悟，具体的解悟，以把握之。而此种属于辩证的直觉的具体的解悟则是智慧，通情达理的具体智慧，它不能使吾人有科学的知识，此即中国人所谓明白、通达，亦尽有苍凉之悲感与幽默感。
[2]11 历史判断并非现象主义地了解历史事项，因此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知识判断，而是辩证地鉴别事理之事而足以引进历史，恢复历史之动态，因此这一判断即是具体活动的，又是辩证理性的：历史判断并非只是现象主义地了解一历史事象也。是故事理是历史哲学可能之客观根据，而辩证直觉之具体解悟则是其可能之主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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